加藤先生，我對您的觀點角度及對國際政治的成熟度沒有太多的關切 我只想就一些事實給予一點闡述，個人認為國與國的政治外交，從來都沒有一塵不變的真理，只有因地因時予以制宜。
加藤先生認為此次日本天皇陛下與習副主席的見面改變了外國政要必須在30日前提出與日本天皇見面要求的申請規定。是日本外交上的一次敗筆，個人認為切不可從表面現象妄加推斷。如果這次日本天皇陛下與習副主席的見面不符合日本國家利益的話，我想日本政府斷不會運用所謂的政治權利促成兩位的見面。加藤先生應該清楚的了解到，日本人的智力還不至于愚蠢到如此地步。
我個人尊重加藤先生文章中提出的外國政要必須在30天前提出晉謁日本天皇的要求，此屬日本國內政，但我不同意關于中國外交部“有意”在20天前才提出這項要求的假設，中國政府有權根據自身的實際行程安排及需要向日本國政府提出類似的外交要求。并且這項要求的最終目的是有助于加深中日兩國的進一步了解與友善。
至于加藤先生文章中提到的“中國的習副主席與日本天皇的這次會面破坏了外国政要与天皇见面必须1个月前提出申请的惯例，违背了不管国家大小，采取平等应对的基本原则，开了相当恶劣的先例。”我必須強調一點，日本天皇只是日本的最高代表，我們有對其予以尊重的必要，但沒有聽命于日本天皇的義務。如果日本強調其外交政策如何規范與循規蹈矩，那么我想問問加藤先生，日本在沒有正式向美國宣戰的情況下，如何偷襲了美國的珍珠港？而受到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
最后我必須強調一點，日本必須言行一致，真心向善。日本與中國的進一步理解與友好不但符合中國的利益更加符合日本的長遠利益。
加藤先生的原文如下：
一位日本外务省的官员向我透露了，日本民主党说服负责天皇事务的宫内厅，实现明仁天皇会见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内幕”。
“11月23日，日本放假的那天，中方终于通知习近平的访问日期确定为12月14日至16日。第二天，我们就向宫内厅请求能否实现天皇明仁会见中国 副主席。26日，宫内厅跟我们回答说因‘提前一个月规定（One month rule）’而不能实现。与首相官邸协商后，30日向中方传达了不能实现的消息。后来，12月3日，中方外交副部长在北京再次向日方催促。后来，内阁官房 长官以‘这是首相的指示’为理由，7日、9日连续给宫内厅打电话催促。结果，10日确定能在15日上午实现，11月正式向中国驻东京使馆通知。”
“我们就没面子了，首相官邸完全忽视，并跨越外务省与宫内厅之间的交涉过程，用政治权力施加压力，破坏了外国政要与天皇见面必须1个月前提出申请的 惯例，违背了不管国家大小，采取平等应对的基本原则，开了相当恶劣的先例。对民主党来说，就像驻日美军的迁移问题一样，此案很有可能成为动摇鸠山内阁执政 基础的不安要素。”
正在访问日本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破例”会见日本天皇明仁一事在中日两国舆论上引起着轩然大波。媒体的聚焦点不在于习近平与日本天皇、首相以及 有关人士谈了什么，而在于这场“破例会见”对日本将来的“天皇外交”，刚实现政权交替的鸠山政权的生命力以及今后的中日关系会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就像习近平会见鸠山由纪夫时亲口表达的，“我此次访问就是要在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同鸠山首相达成重要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两国 战略互惠关系向前发展”。习副主席的外交姿态显得相当低调，尊重胡温两位领导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双方之间只不过也是确认了两国关系在各个 领域促进关系，加强交流，共创未来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经过曲折与风波，中日两国正迎来“外交密集期”。习副主席访日没什么新的内容可谈，本身就意味着中日 关系越来越成熟化、机制化。
之所以日本媒体如此广泛、密切地关注此番访日，是因为习近平被视为中国“下一个领导人”，日方早就意识到有必要逐步，切实地了解这位胡锦涛的接班候选人。正因为中日两国间缺乏新的焦点，中日媒体才格外放大天皇外交“破例”案。这是习近平此番访日的趣味所在。
对于此场跨国轩然大波，我有三点观察和解读：
首先，对民主党夺取政权，在幕后起到关键作用的小泽一郎不惜外务省、宫内厅等各界的批评，以政治利用天皇，这一过程足以表明：日本民主党前所未有地 重视中日关系。12月初，鸠山内阁最终说服宫内厅的原因是“因为中日关系很重要”。有消息说，刚率领143名国会议员访问中国，会见胡锦涛的小泽一郎在东 京和北京动员各种人脉实现了中方“下一个领导人”与天皇明仁之间的会谈。在其背后，首相鸠山由纪夫、外相冈田克也等人物似乎也无所作为，只好“观望”着， 其他内阁阁僚也清一色“尊重”小泽一郎的选择和做法。日本有识之士开始担心，民主党内部正呈现出“双重权力”结构，即首相鸠山由纪夫和干事长小泽一郎双重 而有差距的权力支柱有可能对政治运营产生负面影响，导致政乱。毋庸置疑，后者的权力和影响比前者大得多。此外，这段时间以来小泽的“亲华”言行也是不确定 因素。他曾经表明“中美日等边三角形关系”；“中日关系是21世纪人类史上最重要的关系”等言论，引起了日本最大同盟国——美国——的怀疑和警惕。中国方 面显然也不愿意看到美日关系的恶化。对于小泽言行，值得继续关注。
其次，从“破例会见”不难看出，中日关系中的“内政因素” 明显暴露，不容忽视。我曾多次强调，中日之间的问题往往来自于内政的冲突。就“破例会见”而言，天皇接见外国政要需要一个月前申请，外务省与宫内厅之间的 关系以及内阁方面的参与、干涉等无疑是日方的内政。虽然战败后的日本始终实施“天皇象征制”，即天皇尽可能不参加国家政治，但实际上天皇每年接见100多 个外国政要，有时还会出访，比如，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年之际天皇访问过中国。那么，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如何正确、有效地处理“天皇与外交”的关 系，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从中国方面的内政看，习近平此次非要会见天皇不可，是因为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1998年4月刚刚就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访日，并与 天皇明仁的会面。对于接班呼声很高的习近平来说，不能见到天皇显然会给外界留下落后于当年的胡锦涛的印象，乃至对其接班人地位的怀疑。但这是中国方面的政 治规则和程序，本质上与日方无关，却切实影响着中日外交的细节与大局。我认为，中日双方必须对对方的内政及其运作逻辑加深理解，以免冲突。
最后，“破例会见”再次表明中国对外政策背后的国家实力和政治权力正在强化。如前所述，中方此次向日方通知确认习近平访日是在11月23日，离访问 时间仅有20天左右。我不相信中国外交部不知道日本天皇外交中的“一个月规则”。中方被日方一次拒绝后，想方设法向日方提出要求，施加压力，最后使日本政 治的一把手小泽一郎“动手”，实现了会见。
密切报道“破例”案的日本媒体批评的对象也基本上针对民主党、鸠山由纪夫以及小泽一郎等，而没有说中国不应该怎么样。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外交的一场胜 利。习近平对天皇明仁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见“深表谢意”。根据我自己的多次亲历，在中国计划往往是跟不上变化的。此次习近平访日时间直到11月23日才 定下来，充分显示中国人对时间观念不够严谨。中国人之间开会无所谓，可以“暂定”，但一旦利益关系牵涉到外国人，中方也应该尽量遵守国际准则，改变一点点 “计划跟不上变化”的传统习惯。
